马强：追忆我陕西师大的老师们

上大学转眼间已经40年了，回忆当年大学求学，最难忘怀、最要感恩的，当然首先是曾经给我们思想与知识教诲的老师们。如今，他们有的仍然健在，有的已经永别而去化为永恒。虽然岁月如梭，青春不再，但每当回忆大学时代，当年陕西师大老师们的风范气质、笑貌音容就常常浮现在眼前……1979年9月，我从陕南汉中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大学时代。当时国家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历史转折之中，作为第三届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幸运地考入大学的我们，都倍加珍惜这经过严酷寒冬而来的春天！我们七九级一代虽然从整体上说没有七七级、七八级两届老大哥们经历坎坷丰富，但同样富于理想与激情，加之全国正在拨乱反正，欣欣向学，对历经劫难的大学老师们充满崇敬，对我们这些刚刚入校的大一新生来说，“教授”更是一个博学、矜持而神秘的想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陕西师大在全国名气可不小，历史系更是学校引为骄傲的代表。我们入校时历史系名家云集，阵容豪华，拥有一批在全国史学界颇有影响的知名教授，其中有不少是在三、四十年代就有学术建树的知名教授。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曾经有一大批北京、上海的学术名家流贬西北，在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北地区受监督劳动改造，被迫害致死者不少。像近年披露的甘肃“夹皮沟”那样的知识分子“劳改惨景”绝非少数，能够熬到文革结束算是幸运。1977年夏，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教育战线开始拨乱反正，逐渐回到应有的正常轨道上来，那些流落西北的学术名家也纷纷得到解放（当时名为“落实政策”），其中有一部分就来到恢复办学不久的陕西师范大学，重新走上讲坛。当时历史系有著名的老一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著名的先秦史专家斯维至教授，有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黄永年教授、著名中日文化史专家胡锡年教授、著名的世界上古专家任凤阁教授、著名农民战争史专家孙达人副教授、著名的世界中世纪专家张盛健副教授等。他们经过文革磨难，又重新走上讲台。
史念海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三大创始人之一，早在三十年代就与顾颉刚、谭其骧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文革初期，史先生曾经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戴过纸糊高尖帽游街示众，甚至有红卫兵把厕所中的粪纸篓扣在他头上，也关过一段牛棚，但“解放”较早。七十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出于“备战”的需要，史先生应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交将军的邀请承担《陕西历史军事地理》的编写，最早从牛棚里解放出来，进行西北军事要地的考察与研究。皮司令员为他配备了军用吉普车与助手团队，可以在西北五省古战场自由考察、访问，而此时国内大多教授们还在农场牛棚里苦苦“改造”。年过花甲的史先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跑遍了广袤的西北沙漠、草原、山地，因而文革一结束，就有大量研究成果接连发表出版，受到国内史学界的共同敬仰。我们入校时史先生正担任陕西师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而且还是全国政协常委。史先生由于工作繁忙，主要招收硕士生与博士生，并不给本科生上课。大学四年，他只给我们作过一次学习辅导报告，陪同的系领导和老师皆毕恭毕敬，再就是毕业时请来与我们全班合影照相一次，平时难得见上一面。记得有一次我与政教系汉中同学王汉杰在师大家属区与他邂逅，连忙敬礼问安，他只是威严地点了一下头，哼了一声昂首而过，应该说他根本不认识你是谁。他过去之后，我与王汉杰相互吐了吐舌头，不禁笑出了声。不过后来我读博士时的导师郭声波教授，是史先生他首批招的三大博士之一，这样算起来，应该是他的徒孙一辈了。
第一学期给我们讲中国史的是两位年近花甲的老教师，即杨育坤、何清谷两位老师。杨育坤老师已经头发雪白，慈眉善目，只用关中话讲课，讲原始社会及商周史，慢条斯理，一板一眼，语言准确却不生动，属于中规中矩式讲法，一学期下来除了他纯朴慈祥的笑容外，并没有记住多少内容；何老师身材魁伟，体型偏胖，可能心脏不好，说话容易停顿，且有浓重的鼻音。何老师主攻战国秦汉史，尤其精通于战国经济史，对史料及相关考古发现资讯很熟悉。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他那浓重的长安话音所说的“王翦的儿子王贲打仗也厉害得很……”。何清谷老师实际上还擅长书法，大三时我曾经在师大教工书法作品展览上看到过何老师写的一副行草，颇具柳体风骨。后来九十年代在韩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赠送过我一本新出版的《怀素书法研究》，颇为珍贵。因我父亲当时在老年大学学习书画，我就转送给了父亲，父亲也颇为珍爱这本书法学术著作。何清谷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就说体内安装有心脏起搏器，我们都有些担心他有可能上课时倒下，但仁者高寿，2013年秋我们历史系79级毕业三十周年时回师大聚会，邀请当年的老师们参加宴会，年过九秩的杨、何二位老师居然联袂而来。虽然走路有些颤巍巍的，却仍然能够认出我们部分同学，并含笑一一握手，使我们倍感惊喜。
当然，大学时代老师们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孙达人老师。孙老师是浙江人，为人谦和，穿着也不讲究。大一时我曾经在师大防空洞看见过他穿着短裤背心，一屁股坐在地上与一小孩下象棋，神情很投入，小孩据说是西安棋界神童，战胜过许多成年高手。那天我偶然看见孙老师为悔棋与小孩争执，最后又流露出儿童般的笑容给小孩道歉。孙老师早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文革前调入陕西师大历史系。1965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的一篇论“让步政策”的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曾经受到国家最高领袖的关注，据说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注释中就有孙达人的词条。我们在师大读书时，孙达人老师正逢盛年，已经名气很大。可能著述繁忙，我们除了上课而外很少能够看见他。但孙老师上课很准时，经常骑一旧自行车前来，几乎踩着上课铃声准时大踏步走进教室。大三时，我选了孙老师的“明史”课程，实际选他课的人很多，教室里经常坐满。他讲课声音宏亮，逻辑性很强，略带浙江富阳口音的普通话非常有感染力，当时我对“农战史”也颇有兴趣，曾经几度在课间大胆向他求教，包括提问对他而言十分敏感的问题，但他并不为忤，总是耐心讲解。记得请教怎样学习明史时，他在我笔记本上写了好几本参考书名。其中就有谢国桢先生的《晚明史籍考》。我曾经尝试着写过一篇考证黄巢结局的文章作为课程作业在课间交给他，一周以后前往他家讨教，虽然他给的成绩是优秀，却说我研究的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没有多大价值而毫不客气给予否定，同时说作为一个历史系的青年学生，应该扎进去读点原始文献，去研究前人很少研究的新课题，顿时我有醍醐灌顶的醒悟。
大约是1983年春，学校突然传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孙达人老师即将出任陕西省副省长！据说是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认为陕西作为文物大省，应该有一位历史学专家担任主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长，并且建议陕西省委尽快遴选候选人。最终孙老师各方面条件符合标准，报经中央同意，很快增补为副省长。当时我们都认为，孙老师高升副省长，大概不会为我们上课了。哪知过了几天，到我们上明史课的这一天下午，我们惊讶地发现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历史系教学楼下，孙老师又回到学校走进了我们的教室。他一走进教室，就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挥手制止，他淡然说虽然工作变动了，但这学期的课还是要讲完。孙老师坚持给我们上课至大约六月底，这是他在陕西师大最后的讲课。此后随着省上工作日渐繁忙，他也就没有时间再回校上课。孙老师在陕西担任副省长那几年，陕西的文物工作成就引人瞩目，特别是文物保护方面扼止了甚嚣尘上的文物盗卖之风。1987年轰动国内外的法门寺地宫的发掘也是在他直接关怀下进行的。尽管如此，他仍然不习惯于官场的生活，大约是在1991春，在孙老师一再坚持下，他辞去了陕西省副省长职务，从此也告别了工作三十年的陕西，回到了家乡浙江，并且也谢绝了浙江省给予他的行政安排，在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重新归队，又开始了他的中国农民史研究和研究生的培养任务，很快出版了《中国农民史论纲》一书。1993年春我在杭州大学访学结束时曾专程去他家拜访，提及任副省长这一事，他只是淡淡一笑，说那只是他几十年陕西岁月的一个小插曲，无足轻重。留下难忘印象的还有为我们讲世界中世纪史的张盛健老师。张老师文革前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做过北大著名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专家齐思和教授的助教，文革中遭受冤假错案迫害，从北京贬窜至陕西关中兴平一工厂子校任教，我们入校时刚刚从兴平调入师大。张老师是湖南人，体态魁伟，黑胖，脑门宽阔，几绺稀发往往不经意地垂落下来，当时大约五十多岁。张盛健老师虽然只给我们上过一学期课，但印象十分深刻。他外语十分了得，至少懂俄、英、法三国语言，常常在黑板上书写同一名词的不同语种单词。张老师个性鲜明，课堂上一会严肃讲授，一会嬉笑怒骂。当时没有教材，他告诉我们讲义是我们入校前整整一个暑假他战酷暑赶写、油印出来的，经常一翻阅手掌上就有油痕和特殊的气味。我们仍然称之为“书香”。张老师讲课是那种浓重的湖南语音，又经常夹杂一些英语与俄语词汇，如果上课时有谁在底下嬉闹，他会向下带一下黑框眼镜朝那个同学翻个白眼，有时会汉英夹杂骂上一句，教室就顿时安静下来。在历史系所有课程中，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是最枯燥难学的，中世纪史实际上是欧亚众多国家纷乱不甚的国别史，而且像走马灯一样变换不定，诸如什么法兰克帝国、查里曼帝国、拜占廷帝国、基辅罗斯、莫斯科公国、金帐汗国，还有大量完全已消亡的国家，人名、地名、制度……，尽管如此，张盛健老师仍然讲得十分投入，每次上课前几分钟他那辆破旧的嘎吱吱作响的自行车会如约而至，斜靠在教室门外，也不上锁。张老师上课从不迟到，也不延堂。上课准时来，下课铃声一响则赶紧收拾教案匆匆离去。遗憾的是我们毕业没有几年，一次忽然听说他因心脏病发作倒下，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其时指导的研究生尚未毕业，只好让其他老师代理指导。后来我在汉中师范学院工作时，新分配来的研究生张盾就是他的学生。每次说起张老师，我们都不胜唏嘘。记得张盾说过在张老师门下读研究生时，有一次他带了一袋汉中大米送去想让老师改善一下生活，结果被导师挡在门口坚决退回，并给予严肃批评。虽然有些不近人情，但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廉洁与执拗。历史系还有很多可敬可爱的老师，如讲宋史的杨德泉老师，他是大学本科时对我教诲最多的老师。杨德泉老师为陕西蒲城人，为人忠厚而豁达。五十年代初从东北师大毕业后分配至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工作，后来听他的老同学华东师大的裴汝诚教授讲，杨老师本来在五十年代末有机会调回西安工作，可名额只有一个。扬州师范学院有一女教师的丈夫在西安工作，急于要解决两地分居，与他商量是否可以照顾一下？有侠义心肠的杨德泉二话未说，就毅然将名额让给了这位女教师，他则一直在扬州师院滞留到六十年代初期国家下放干部时才回到老家陕西蒲城。先是当农民，后来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因他对唐宋经济史尤其是行会制度的研究在文革前就有一定影响，甚得漆侠、王仲荦等老一代史家好评，经他们向史念海副校长推荐，文革后得以顺利调入陕西师大任教。杨德泉老师衣着与神情完全是一副关中农民的样子，朴实厚道，见到学生总是温和微笑着的表情。只有他在讲台或者书房涉及学术领域时，你才会顿然感到一位知识渊博、思维敏锐的历史学家就在眼前。他讲宋史的时候恰好是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可能是皮带质量问题，棉裤老向下掉，常常课堂上要向上提一提裤子，女同学纷纷埋头窃笑，他也不以为忤，只是憨厚地笑笑，继续讲课。杨老师讲宋史十分用心，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一次上课时特地从家里提来一个小黑板，上面密密麻麻地用粉笔抄写着文同《丹渊集》中有关北宋陵州开采地下矿产的记载。也许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逐渐放弃了一直苦苦尝试的文学创作而转向了宋代历史研究的尝试。我们毕业后不久，杨老师的工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命运再次将他推向了大起大落的轨道。大概因新任副省长孙达人老师的推荐，他受命出任正在筹建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筹建处主任，负责建设当时国家最现代化的大型历史博物馆。因建造陕历博是周恩来总理生前的遗愿，国家与陕西省都十分重视，划拨巨资进行建设，因此筹建此项工程的负责人人选非同寻常，既要有非凡的实际工作经验和领导能力，也要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自然非一般人所能胜任。但让杨老师始料不及的是当时许多人都想千方百计地进陕历博，其中不乏有权势有背景人物的子女。杨先生上任后，筹建工作本身就繁重，又要整天忙于应付复杂的人事，不到三年竟然罹患重疾，住院一年多后溘然长逝。对他而言，出任陕历博筹建主任，不能不是一种命运的悲剧。记得1988年秋我去北京返回途中，在同舍李虎兄陪同下曾专门去筹建工地上看他，当时工地尘土飞扬，钢筋水泥四处堆放，工程车辆进进出出。好不容易等到他，也只在办公室与我简单交谈几句就有事出去了，想不到这一次竟成师生永诀。杨老师死时还不到六十，可谓英年早逝。知情的陕历博人都说他是累死的，也是气死的。噩耗传来，作为他的学生，闻之无不深感惋惜与沉痛！好在他的弟子任鹏杰不辞艰辛，多方采访与搜集，将能够找到的杨老师从文革前到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的论文汇总，联系三秦出版社出版了《杨德泉文集》，算是对杨老师在天之灵的告慰。今天，每次去陕西历史博物馆，总会情不自禁想起敬爱的杨老师。我们大二时，系上开始安排本系的重头戏历史地理课程。但史念海先生并不为本科生上课，真正上课的都是新调入的中青年教师，先后有朱士光、许正文、艾冲等老师为我们讲授历史地理概论或专题课。朱士光老师是文革前北京大学侯仁之院士的研究生，文革期间分配至陕西工作，在史先生帮助下，刚刚从省水土保持局调入师大，讲课时还有些紧张，不敢看讲台下的学生，有时望着教室门讲，但他的湖北语音我们还算是听得懂。如今朱先生也已经年逾八秩，有一次开会相遇，说起当年给我们上课的情景，都开心地大笑了起来。此外教我们世界近代史的刘念先老师，教魏晋南北朝的黄树臻老师，教隋唐史的赵文润老师，教中国现代史的张建祥、曹培森老师，讲历史文选的郭焕珍老师，讲苏联史的杨存堂老师、王国杰老师，讲二战史的郑庆云、白建才老师……，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值得回忆的经历与特点，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述及。只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非常敬业，教书育人都是勤勤恳恳、对工作都是兢兢业业的。时下被誉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秦晖先生也为我们上过课。那时他刚刚从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门下研究生毕业，分配至陕西师大任教。大三时他给我们上过半学期课。当时秦晖尚年轻，大概三十岁左右的样子，衣着朴素，常常背一绿色的军用挎包，戴一深度厚镜片眼镜。他的风格是一走进教室即头也不抬，便滔滔不绝地讲起课来，也从不观察学生的听课状态及其反应。记得他讲授的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专题”，好像主要讲明清时期的农民起义，具体什么内容已经模糊不清，只是觉得他总是很疲惫没有睡好觉，学究气质很重，与他三十年以后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挥洒自如的大家风度完全大相径庭。秦晖夫人秦雁女士，当时正在朱本源教授门下读研究生，好像是研究世界史及其史学理论的，后来也成为知名的世界现代史专家。

作者：马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曾发表于“历史真有趣”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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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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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文静

审核/何秉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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